在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，农村独居、留守老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，部分地区开始尝试互助养老。在河北邯郸肥乡县的互助幸福院中，老人们在生活上抱团互助：年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，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弱的，各自取长补短，形成一种生活共同体。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养老资源紧张的态势，但也急需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政策、资金的进一步支持（据11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）。

按照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公开数据显示，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.12亿（截至2014年底），占总人口的15.5%，其中有6成生活在农村，独居、留守老人约占20%以上。相比城市职工，农村老人一般没有退休金收入，所以，在养老问题上，大部分依然是传统“养儿（女）防老”的模式。而这些年伴随着农村青壮年进城，独居、留守老人越来越多，又加剧了农村养老资源的紧张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地方政府寻找农村养老出路的压力当然也不小。

比如新闻提到的“互助养老”办法，据说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施行了，因为最早是河北肥乡县“创造”的，也叫“肥乡模式”。这个模式说起来并不复杂，把一个村或邻近几个村的老人集合在一起，年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，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弱的，既没有专门的看护人员，也不用专职的厨师、清洁工。老人免费集中居住地，县财政按照新建一所10万元、改扩建一所5万元的标准进行补助，另外，每年给每位老人补贴500元。在一些宣传文字中，甚至将其描述为某种“田园诗式”的场景：“村里邻居在一起，说说话，聊聊天，下下棋，悠然自得，老人们离家不离村，离亲不离情，像一个大家庭。”

客观而言，这种模式相对于原来农村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分散、无人照料的情况，肯定能带来改善。而且，自从2012年民政部建议各地可以结合本地特点推行这一模式后，一些地方政府效仿推广的热情更是不小。

“互助养老”本身并没有问题。在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自治体系中，由族人捐献设置的“族田”、“义田”、“义庄”，都有扶弱济贫、互助养老的功能。即使在现代社会，“互助养老”模式，在很多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中，也依然存在。比如，德国是欧洲最“老”的国家，60岁以上老年人占到总人口的23%。在德国，有很多老年人共同购买一栋别墅，分户而居，由相对年轻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，或者由地方政府和福利机构合资建造“老人之家”。“老人之家”内设公用厨房和大餐厅，配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维护和管理。单身的老人们选择了到那里结伴而居，相互照顾，结伴游玩，既填补了孤独，也节省了生活的费用。在“老人之家”中，可以由单亲母亲与老年人组建临时“家庭”，互补互助；地方民政部门也会和大学服务中心合作，介绍大学生到孤寡老人家居住，可以免房租，但是学生要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义务。在美国，针对没有子女的孤独老人，各州普遍会推出“家园共享计划”。将同性的无子女老人联络起来，根据老年人的年龄、身体状况、性格爱好等给老年人配对，给他们寻找伙伴同居，以解决生活中的孤独和不便，让他们在晚年充分享受友情或亲情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“拟家庭式的互助”的出发点，是使老人体验到被子女关注和照料的幸福感，是在实现社会保障的前提下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，而非单纯为了减轻公共投入的压力，或者缓解养老资源的紧张局面。以德国为例，他们对于入住养老机构（包括互助养老机构）的老人，会按照相应的护理级别，提供每人每月1023欧元到1550欧元的补贴。除此之外，地方政府还会给予每个床位16000欧元的一次性财政补贴。相比之下，咱们在养老上的总体投入，还是比较低的。2012年12月，时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透露：“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养老资金占比相当低。例如，养老基金占GDP的比例最高的是挪威，为83%左右，日本是25%，美国是15%，中国只占到GDP的2%。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发布报告称，预计2015年中国养老金和健康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7%左右，2050年将会超过GDP的15%，到2100年这一数字达到GDP的20%左右。

因此，新闻中的“互助养老模式”，说到底，恐怕更像是“自助”甚至“自救”。对于农村老人来说，在“养儿防老”传统受冲击、公共养老资源紧张、市场化养老支出又难以负担的情况下，接受这种低水平的“自管自助”式养老，显然只是无奈之举。而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，这种养老模式下，需要承担的公共投入和财政支出成本很低，如肥乡县，对互助院的财政投入是一次性投入，此后每年给每位老人补贴的500元也仅够用于水电气等基本开销。因此，最易复制，最易推广，当然也最易出政绩。不可否认，民间自助养老，确实可以作为公共供给不足的补充。然而，这种补充，不应也无法成为应对农村养老资源紧张的主要手段。如果将其作为一项公共政绩进行考核，或者一种有效模式进行推广，我们不免担心，个别地方政府是不是会在“公共资源不足”的借口下，放弃本应承担的责任。